厉以宁: 信用“崩盘”是一场没有赢家的赌博!
近日，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北京举办的“中国信用经济论坛”上指出，信用是经济生活中对交易者合法权益的尊重与维护。在市场经济中，骗了所有人的后果是被所有人骗了，没有赢者可言。
厉以宁指出，信用体系的崩溃与瓦解将对经济生活造成巨大的损害，对社会生活带来灾难性后果。对经济学中最难回答的“公平”问题，其最合理的认定来自社会认同，而认同感的培育是建立在互信的基础上的。缺乏认同感的社会对经济的破坏是不可估量的，而效率最大化作为经济行为的终极目标，其超常实现的基础在于道德，其核心正是诚信。因此倡导诚信，惩治背信，重建信用道德规范与建设信用法律体系，已是刻不容缓的问题。
著名经济法学家江平强调，我国现今的信用状况可用“危机”二字形容当不为过。信用与风险成反比。市场信用暂时混乱与随之带来的风险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种风险过大，这个阶段过长。因此在信用立法上要体现三个原则：一是信用要作为一种资格与能力，成为进入市场的入场券；二是信用要构成一种资本与财富，发挥商誉的品牌效应；三是信用也应成为社会公众可以共享的信息资讯，发挥社会的监督舆论作用。江平同时不无担忧地指出，这三者的执行评估机构本身如果再不讲信用，那可就更加危险了。

厉以宁简介

男，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国民经济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管理科学中心主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济学评议组成员、中日关系学史学会会长。1998年被香港理工大学授予荣誉社会科学博士学位。  　　 　　 　　1930年11月生于江苏省仪征市；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学系，1955年毕业后留校工作；1985-1992年任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系主任；1993-1994年任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1994年至今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主要研究领域是西方经济学、中国宏观经济问题、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其在对中国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经济运行的实践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发展了非均衡经济理论，并运用这一理论解释了中国的经济运行。厉以宁从中国经济改革之初就提出用股份制改造中国经济的构想，包括用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乡镇企业以及其它所有权不明晰的企业，在中国经济改革与实践中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因此理论界与政策制定者广泛接受，对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而又重要的影响。  　　 　　 　　因为在经济学以及其他学术领域中的杰出贡献而多次获奖，包括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孙冶方经济学奖”、“国家中青年突出贡献专家证书”、“金三角”奖、国家教委科研成果一等奖、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奖（最高奖）等，并被多次邀请到国内外多所大学与科研机构演讲。  　　 　　 　　已出版著作50余部，发表论文100余篇，1990年后主要著作有《非均衡的中国经济》、《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中国经济改革与股份制》、《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经济学的伦理问题》、《环境经济学》等。

吴敬琏：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
“现代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只有在一整套严格的信用管理体系基础上建立起稳定可靠的信用关系，现代市场经济才有可能存在”。在日前召开的“2001年中国担保论坛”上，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观点鲜明地阐述了信用之于市场体系建立的重要性，吴敬琏认为，信用体系对国家经济的规模、水平和竞争力产生决定作用。
吴敬琏总结了当前国内信用恶劣的七种表现：履约率低；债务人逃废债务；假冒伪劣充斥市场，毒米毒酒事件不断；企业虚假披露，上市圈钱行为屡见不鲜；有偿新闻、虚假广告、虚假财务报告和“黑嘴股市分析”满天飞；大量的银行不良贷款和盗窃知识产权。究其原因，吴敬琏认为：首先是产权界定不明晰，导致所有者维权意识不强；其次在于政府指定贷款和指令形式形成的信用关系缺乏切实的法律保障；再就是对于失信赖帐等行为惩处、打击不力；而提供信用中介服务的机构也薄弱，服务水平不高。
只有建立完整的国民信用体系才是解决目前信用失范的根本途径，方法就是对上述原因各个攻破。吴敬琏强调，基础工作必须是明晰产权，唯此才能在国有企业建立起有效的公司治理体系，并建立由第三方提供信用信息的社会化信用管理体系。吴敬琏认为，在建设我国信用管理体系这项重大社会工程中，政府必须发挥积极作用。

吴敬琏简介

吴敬琏，1930年1月24日生于南京。1954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1955年到1956年跟阿?毕尔曼，研究企业财务和国家财政问题。1956年到1957年参加全国范围的体制调查和体制改革研究。1976年以后，他进入了工作最紧张、成果最丰硕的时期。1983年赴美国耶鲁大学进行调查研究，1984年7月访美归来。 　　主要职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  　　中国国际金融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石油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中国联通独立董事 　　1930年1月24日生于南京。1948年考取金陵大学文学院，因病于1950年正式入学。入学后转入经济系学习。1952年高等院校调整，金陵大学经济系并入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1953年大学毕业，　1954年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55－1956年跟后来在柯西金时期成为著名改革派经济学家的前苏联专家阿?毕尔曼学习，研究企业财务和国家财政问题。1956－1957年参加全国范围的体制调查和体制改革研究。他参加了孙冶方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论》和于光远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写作。在这一期间，他的理论文章，如与林子力合写的《全民所有制经济论》等，特别是为于光远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写的《社会主义的＜经济表＞》，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1960年发表在《经济研究》上的《社会主义的过渡性》一文，被国外某些学者认为是一篇某种原则上区别于前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体系的代表作。1976年以后，他进入了工作最紧张、成果最丰富的时期。1977年他较早对大寨“左”的口号和做法提出了公开的批评。他还参加了“按劳分配讨论会”的筹划和组织工作，在经济理论方面对极“左”思想发起了系统批判。从1979年开始，他把研究的重点逐步转向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的比较研究方面来。在这种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的想法。他和其他经济学家一起，为在中国开辟比较经济体制研究这个新的学术领域，作出了巨大的努力。1982年和别人合写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经济属性和商品经济属性》和《试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调节方式》等文章，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具有商品经济的属性。　1983年赴美国耶鲁大学做访问研究员，　1984年7月访美归来。他在调查研究中发现某些简政放权的措施，使得地方封锁割据现象加重，而企业并未获得应有的自主权，于是在中国经济学文献史第一次提出了“行政性分权”和“经济性分权”是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分权的概念，指出必须避免走行政性分权的道路。1985年2月发表了《经济改革初战阶段的发展方针和宏观控制问题》。指出，为了保证经济改革能够平稳进行，首先需要创造一个宏观经济关系比较协调，市场不太紧张，国家财政、物资后备比较宽裕的良好经济环境。此后，他针对现实经济中的问题，进一步论述了以上观点，并提出对改革目标和实施步骤作出总体规划的时机已经成熟。　1985年11月，他领导一个课题组对“六五”时期的经济发展经验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在以《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体制改革和提高人民生活三者的关系》为题的报告中提出，中国正处在二元经济迅速向现代经济转化的阶段。在这个经济发展阶段，必须始终十分注意经济效益的持续提高，十分注意社会资金的积累，恰当地把握农业人口向非农业转移的速度和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1986年初，他参加了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讨小组的工作。他有机会将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加以系统整理。这一时期，他写的《关于改革战略选择的若干思考》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发展和改革的经验总结》等文章，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关注和高度评价。　　　 　　吴敬琏工作概述成就概述： 　　1。对世界上各类经济体制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分析，为我国经济改革的方向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2。从理论上论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树立这一改革目标作出了贡献。3。对腐败现象的体制根源、金融市场的发展途径等作出了科学分析，为处理这些重大社会经济问题提出了方案。4。发展了宏观经济分析的方法，在几个关键时刻提出了事后证明为正确的政策建议。　 　　主要论文和专著： 　　①《经济改革问题探索》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版。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90年经济版；②《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与周小川、楼继伟合作）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年；③《中国经济的动态分析和对策研究》（与胡季合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南韩一朝阁1989年韩文版；④《吴敬琏选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⑤《通向市场经济之路》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1992年日本The SIMUL PRESS，INE　。　1995年日本版；⑥《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⑦《市场经济的培育和运作》，中国发展出版社1993年；⑧《中国：高成长经济之挑战》日本经济新闻社1993年与林实共同编著，中国计划出版社中文版1995年；⑨《现代公司与企业改革》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 　　主要专业技术工作的业绩：     1984－1988年中国经济的动态研究和宏观政策研究主持写过一系列经济形势分析报告：反对通货膨胀政策，主张采取偏紧的宏观经济政策。有些建议得到领导的采纳（如1985年加强宏观控制，稳定国民经济的建议）有时受到主流派的批评（如1988年领导赞成通货膨胀有益论时）。1979年至今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的思路主持在经过多年的研究后，于1986年作出“一切真正改革都是市场取向的”论断，往后进一步深入地论证了这一命题。一贯坚持反对“左”的思潮（1978－92），认为应当在党的细则中明确规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1991－92）。1984年至今中国经济改革战略和具体设计主持主持过1986年国务院“七五”期间配套改革方案设计和1988年国家体改委进行的中期改革方案研究，1985年提出“三环节配套改革”的战略思想，被中共党代表会采纳，此外，还提出过“管住货币，放开价格”的价格改革方针等，被中外学术界公认为中国改革的一个学派的代表。

   
   林毅夫：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有效、可靠的社会信用体系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基础制度之一。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形成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是建设现代市场体系的必要条件，也是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
市场经济以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交换为基础，是建立在各种各样的、错综复杂的信用关系上的经济，交换双方的诚实可靠可以降低交易费用，减少风险，活跃国民经济。良好的社会信用体系可以使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环节的参与者方便、快捷地获取交易对方真实的信息，防范不诚信的行为，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效率。社会信用的缺失不仅会妨碍经济的正常运行，严重时还可能导致金融、经济危机，造成整体经济的混乱、衰退。
诚实守信是我国的传统美德，是现代社会公民的基本道德规范，也是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对任何民族、任何国家都具有普遍的价值。但是由于我国过去在计划经济时期，全社会的经济交换主要以行政手段根据国家计划进行，不需要也不存在专门的企业和个人社会信用体系。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中，经济快速发展，非人格化的交易越来越频繁，交易的价值越来越高，但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产权保护、法律体系和社会信用建设明显落后。政府侵犯个人产权，个人侵吞公共财产的行为屡屡发生，无照经营、假冒伪劣商品、虚假广告、合同欺诈、上市公司造假账、企业三角债、银行呆坏账、信用卡诈骗、偷漏税、走私骗汇等问题更是层出不穷，信用缺失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信用体系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必须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需要处理好企业的商业秘密和个人的隐私权问题。因此，现代信用体系必须有法律作基础，才能保证信用信息的有效披露和权威性。同时，现代信用体系建设，又十分有助于规范企业和个人的行为，促使企业和个人重视自己的信誉，避免出现不良记录，从而有助于形成诚实守信、遵纪守法的良好社会风貌。建立、健全我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应当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第一，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初级阶段的核心任务是促进征信行业的发展，只有征信行业得到全面的和健康的发展，才能形成失信惩罚机制的基本条件。目前，我国的征信行业处于起步阶段，缺乏统一的政府行业监督管理部门。建议国务院尽快设立相应的管理机构，鼓励、支持民间资金投资经营各类征信机构，通过市场化竞争的方式提供信用信息服务。
第二，加速制定《社会信用信息法》，为商业化的社会征信机构在开展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的搜集、保存、评级、服务等业务提供基本的法律依据，改变目前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缺乏法律基础的状况。
第三，严格执行相关法规，加大对各类企业、个人失信行为的处罚力度，包括经济处罚、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同时要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第四，要规范政府的行为，严格履行其对社会的承诺，接受群众和舆论的监督，执法部门要公正、廉明，保证执法的公正、公平、公开，以提高政府的公信力，成为社会诚信的表率。

林毅夫简介

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 林毅夫 　　1952年10月出生于台湾宜兰 　　1978年 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MBA  　　1982年 北京大学经济学系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 　　1986 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 　　1987 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博士后  　　第7、8、9、10届全国政协委员 　　第11届全国人大代表

 喻敬明:呼唤建立国家信用管理体系
信用是二元主体或多元主体之间，以某种经济生活需要为目的，建立在诚实守信基础上的心理承诺与约期实践相结合的意志和能力。它形成于古代而广泛流行于近现代商业和金融领域之中，是从属于商品和货币关系的产物，从而构成一个现代文明社会不可缺少的、相对独立的经济范畴和社会生活现象。信用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是进行正常商业活动的前提和基础。当代发达国家都建立了较完善的信用法律制度和信用管理制度。信用的发展不仅可以推动经济增长，维护市场秩序，还可以预防和发现违法犯罪。
当前，在我国社会各大领域信誉失范现象十分普遍，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合同违约、商业欺诈随处可见，三角债、拖欠款和银行不良债权反复出现，各种经济犯罪连年增加日趋严重，这些问题的存在和我国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信用管理体系严重滞后不协调发展密切相关。在启动内需，刺激消费，扩大消费信贷的过程中我们面临的一个主要障碍也是个人和企业的信用问题。为了解决市场经济中不讲信用的问题，我国相继成立了国家技术监督局和消费者权益保障协会，我国合同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都有诚实守信的法律原则,刑法中更有对诈骗等犯罪课以重刑的规定，但都不足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和消灭不讲信用的违法犯罪活动。这说明社会制约机制出了问题，我们知道任何社会形态的存在、稳定和发展都是各种社会力量互相促进、互相制约、协调一致的结果，单纯地动用某种社会力量，不去考虑协调和平衡其它社会关系，都会导致某种社会现象出现偏差，游离于正常社会秩序之外，达不到解决问题的效果。就解决信用问题而言，长期以来我国没有认真研究信用问题，没有完善的管理信用立法，没有有效的失信约束和惩罚机制，没有信用管理中介服务机构，更没有开展有关信用管理的全民教育，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国家信用管理体系，这就是我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信用失范问题的原因。
所谓国家信用管理体系，实际上就是一种社会机制，它是把各种与信用相关的社会力量有机地组合起来，共同促进信用的完善和发展，制约和惩罚失信行为，从而保障社会秩序和市场经济正常地运行和发展。在这方面西方发达国家用了一个半世纪的时间，摸索出一整套管理社会信用的成功经验，已形成一个完善的国家信用管理体系。他们有一个公共信息和征信数据开放的社会环境，有良好的全民信用教育和信用意识，有完善的管理信用立法和失信约束惩罚机制，有发达的商业化、社会化信用管理服务中介机构，市场化征信业十分发达。征信服务的主要业务包括受客户委托，在资本市场、商业市场和消费市场对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中、小型公司企业以及国内公民和境内外国人进行资信调查、授信务，征信服务业与国家法律和政府监督的作用有机的结合起来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种合理的失信约束惩罚机制，能够对有信用不良记录的公司和个人进行各种处罚，而且这种处罚不会简单地随着个人和公司的破产、停业而消失，使得他们无法在各种市场上生存，从而达到规范市场秩序，净化市场环境和减少犯罪的目的。目前，西方国家的征信业不仅成为一种重要的服务行业，而且也正在作为一种国际商业规范而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所引进。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当前启动内需、刺激消费的信用失范和管理问题，建立符合我国社会实际的国家信用管理体系势在必行。首先，要思想进一步开放，解决一个认识问题。不要以为不讲信用是小事桩，是个道德问题，其实一个社会不讲信用的人和事多了，就是一件大事，它不仅是个道德问题，同时又是一个经济问题、法律问题，对于一个管理国家事务的执政党和政府来讲，它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问题。第二，需尽快立法，为了配合WTO对信息公开化的要求，以及建立国家信用管理体系对公共信息和征信数据对全社会开放的要求，需以法律的形式规范公共信息、征信数据的取得和使用程序。当务之急，是制定《公平使用信息法》，并修改《商业银行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欧、美等发达国家在这方面有相当多的立法可资供鉴。立法的目的是制造一个信息开放和公平享用、使用信息的环境。第三，政府在建立国家信用管理体系中的作用，应是起协助建立失信约束和惩罚机制并监督行业规范发展的作用，而不应参与主办信用管理服务机构，否则就失去了信用管理服务的中立、公正性质，这个道理如同会计和律师服务，不能以政府的名义进行，这不是政府的业务。但政府有必要大力扶植和监督这个行业。政府应积极推动这方面的立法，并保证政府各部门的公共信息向社会开放，让大家平等地取得和使用，同时监督市场经济主体间依法公平、公正地披露信息和取得使用信息的义务和权利得以实现，保护公平竞争（市场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也是一种不公平竞争，所以要修改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四，用市场手段建立发达的征信服务业，鼓励中外合资、合作开办信用管理服务机构，用法律和经济手段规范从业行为，在市场竞争中树立公正、中立的形象。第五，大力开展信用管理教育，培养信用管理人材。
随着现代通讯技术和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出现，使我们用四、五年的时间，走完西方发达国家用了100多年时间才建立起国家信用管理体系的路程成为可能。国家信用管理体系的建立，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诚实守信，但是，通过建立和完善信用管理体系。可以迫使每个市场经济主体面对诚实信用的选择，随着市场经济规模的扩大和信用管理体系的发展完善，市场经济主体除诚实守信将别无选择。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信用管理法律制度和信用管理体系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题中之义，更是当前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的迫切需要，立即着手立法是当务之急，从近期来看可起到拉动需求、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从长远考虑，它可永远起到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净化经营环境、预防和发现违法犯罪的作用。

张军扩：美对消费者征信服务的管理及借鉴
一、对消费者征信服务管理的基本原则：既保护个人隐私和合法权益，又保证正常信用信息的充分交流
良好的征信服务不仅有利于授信者业务发展，也有利于消费者更方便和更快捷地获得信贷服务。因此，法律规范的核心在于，既要充分保证个人隐私和权益不受损害，又能够为征信活动的正常开展创造必要的条件，或者说，必须根据公平、合理的原则在二者之间作出平衡。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法律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作出界定：一是什么信息属于个人隐私，应当予以保护，什么信息属于正常的信用信息，应当公开并允许征信机构搜集；二是如何保证信息的使用目的是正当的，即不能被滥用；三是如何保证信用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地更新。
二、对信用报告中所包含的信息范围的管理由于对消费者隐私的保护和保证消费者能够获得更方便的信贷服务都是符合消费者利益的，法律只能在这二者之间进行取舍和权衡。从美国的实践看，对信用报告信息范围的管理，主要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允许在信用报告中公开的信息。一个典型的消费者信用报告包括以下四类信息：1、消费者身份数据，包括姓名、通信地址、电话号码、社会保障号码等。2、现有的或以前的贷款或信用卡记录??正面交易信息，包括授信者名称、帐户号码、信用额度、开户日期、授信者向征信机构报告该信息的日期、最后一次支付的日期和数额等。还可能包括过期帐户信息、目前过期未付的款项数目、以及在过去12―60个月中是否按期支付了上述款项的记录。正面信息的公开没有时效限制。3、公共信息记录??负面信息，包括破产记录、欠税记录、犯罪记录、被追帐记录等等。一般来说，负面信息的时效性为7年。??4、查询记录包括过去1年间所有的查询记录。
向征信机构提供消费者个人的非公开性信息，也必须符合法律的要求。
第二类：禁止公开的信息。以下信息除非经过消费者本人同意或要求，是禁止在消费者信用报告中公开的。（1）消费者活期或储蓄帐户的信息；（2）消费者购买的保单；（3）消费者收入信息；（4）消费者个人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5）消费者的工作表现；（6）消费者医疗信息；（7）消费者驾驶记录；（8）种族、宗教信仰、政治倾向等。
三、对信用报告使用范围的管理
根据《公平信用报告法》，征信机构只能根据以下目的提供信用报告：1、法院命令或传票；2、消费者本人的书面要求；3、金融机构向消费者提供信贷服务； 4、保险公司向消费者提供保险服务；5、用人单位用于审查个人工作申请；6、有关政府机构依法用于评价个人的财务状况，以便决定是否同意个人的执照申请；7、金融机构用于评价个人现有债务或现有帐户的风险；8、由消费者本人发起的其他合法交易活动，比如房屋租赁申请等。
四、保证信用信息的准确性和及时更正
美国法律对消费者知情权的规定包括：
（一）任何机构或个人根据征信机构提供的信用报告作出不利于消费者的决定，比如拒绝消费者的贷款、工作、牌照申请等，必须告知消费者提供该信用报告的征信机构的名称、通信地址和电话号码。
（二）在以下三种情况下，消费者１年内可以免费获得１份本人的信用报告：（1）失业并准备在60天内开始寻找工作；（2）在享受社会救济情况下；（3）消费者是金融欺诈活动的受害者。
（三）在其他情况下，消费者可以按照法定价格随时向征信机构购买其信用报告。
五、对我国的启示
第一，尽量保证信息的全面性、完整性
征信服务和产业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假定基础之上的：即一个人是否守信，可以通过对他以往的信用记录的观察和评估来判断。关于消费者信用历史的信息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负面信息，一类是正面信息。所谓负面信息，是指消费者拖欠、赖帐、破产及犯罪记录等信息。所谓正面信息，是指消费者正常的贷款、还款、赊销、支付等交易记录。对于征信服务而言，负面信息的作用显而易见。不良记录的“黑名单”可以直接帮助授信者甄别不守信用的人，从而采取防范措施。但仔细考察可以发现，对于征信服务产业的发展而言，正面信息的作用更加重要。原因有二：一是只有负面信息，征信机构无法掌握消费者的全面信用状况；二是如果有负面信息，征信服务的范围会受到很大限制。
第二，法律关于征信机构依法征集和公开法律允许的正面信息，不必事先征得消费者本人同意的规定，是保证信息全面性和完整性的重要保证。
从美国的经验来看，除个别情况外，原则上法律一直允许征信机构可以在不事先征得消费者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征集和公开个人的正面交易信息。如果法律规定征集和公开正面信息需事先征得消费者本人同意，将不仅会极大增加征信机构的信息搜集成本，而且会严重损害信息的完整性。由于允许正面信息和负面信息，由于使用信用评分作为评价信用风险的一个工具，同时使得消费者和授信人受益。从消费者的角度看，好处主要包括：1、更多地获得信贷；2、更大程度的流动性；3、更公平的待遇；4、更低的信贷成本；5、更加便捷的获得信贷的方式。对于授信人而言，好处主要包括：1、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提供消费者信贷服务；2、能够进行帐户监控以便调整信贷流程；3、减少贷款损失。当然，允许征信机构征集和公开正面信息不是无原则的，而是必须要有明确的管理规定，最为重要的是要严格界定正面信用信息的范围，；严格限定信用报告的使用目的，以及充分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不正确信息的及时更正等。
第三，充分保证消费者对其信用信息的知情权，并规定明确的信息更正程序和责任，是保证信息准确性的最有效途径
应当明确，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原则，不是通过立法使征信机构获得尽可能少的个人信息，而是保证征信机构以合法的手段方便和低成本地获得更多的法律允许的信用信息，以及保证征信机构所征集和使用的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从美国的实践经验来看，达到上述目的的最有效手段，是赋予消费者对其信用信息充分和合理的知情权。因为只有消费者本人最了解也最关心自身的信息。同时，法律应当明确规定在消费者对信用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提出争议时，征信机构和原始信息提供机构所负的责任，以及复核及更正的程序和时限。在这些方面，美国法律的许多具体规定都很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借鉴。

张军扩简介

张军扩,1982年毕业于西北大学，获经济学学士；1985年毕业于华中理工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工作经历1985年6月进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任助理研究员；1988年10月－1990年2月，任新华社香港分社（香港）研究室研究员，主持“香港经济运行规则及对大陆改革借鉴意义”课题研究；1992年1月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1997年10月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1993年10月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综合研究部副部长；1998年11月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2004年9月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与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1996年12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 　　重要工作经历  　　1992.10至今 先后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经济综合研究部副部长、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  　　2002.7～2002.11 亚洲发展银行项目顾问  　　2001.2～2002.2 先后在美国芝加哥LOYOLA大学和世界银行华盛顿总部作访问研究和咨询工作  　　1988.11～1990.1 新华社香港分社研究室研究员  　　教育  　　1982～1985 华中理工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学硕士  　　1978～1982 西北大学经济系，经济学学士  　　重要荣誉和兼职  　　享受国务院特贴专家  　　北京市人民政府顾问  　　1998年度孙冶方经济学奖获得者  　　重要著作及学术论文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评价体系研究》(主编)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面对增长之波》, 中国发展出版社, 1999  　　《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合著), 中国发展出版社, 1998  　　“成功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改组所需要的资本市场”， (《改革》, 1998年第6期)  　　“1997宏观经济分析和政策建议”(《改革论坛》, 1997年第1期)  　　“关于国有经济产业布局的战略调整”（《现代企业导刊》, 1996年第10期）  　　“关于企业改革的几点思考 ”（《经济研究》，1994年第10期）  　　“金融资产结构的实证研究”（《管理世界》，1993年第4期）  　　“七五经济效益综合研究”（《经济研究》，1991年第4期）  　　“台湾经济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6年第5期）

吴晶妹：谈信用法规建设与政府的作用
信用问题说到底涉及的就是社会各界在社会活动中的信用关系。信用的好坏、信用关系的优劣说到底也是要靠参加信用活动的主体自己去建立与维护的，不是靠法规的强制、政府的管制来建立与实现的。良好的社会信用关系是建立在社会各界的因信用而带来的利益平衡的基础上的，这个平衡的过程是市场自发调整实现的，需要相当一段时间。
在这个过程中，法规、政府管理、征信体系等的作用是有限的，但是又是非常重要的，就象是内因与外因的关系。社会各界信用利益的平衡是内因，是信用关系变化的内部动力，法规、政府的管理、征信体系是外因，是社会信用关系变化的外部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同时又参与社会信用活动，参与这个平衡过程。由于政府既是管理者，是外部条件，又是参与者，是内因力量的一部分，因此，决定了政府在社会信用活动中有着双重地位与作用，有着双倍影响，从这两方面看，政府的唯一选择与定位就是明确自己的外因职能，不干涉、不越位、不替代，搞好法规建设，支持信用行业发展；作为内因一分子，在社会信用活动中诚实守信，正人先正己。
一、加快相关信用立法，确立国家信用管理机构
良好的信用环境需要公众良好的信用意识与信用行为，行为需要制度规则与法律的约束，制度与法律通过立法与执法机构来体现。因此，确立国家信用管理机构及立法体系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基础，是重建我国社会信用体系的首要工作，是政府作用的集中体现。
信用立法的主要目的是建立社会信用制度基础，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及信用活动提供完整、公开和相对稳定的标准，指导和保障社会信用活动与行为健康、有序的发展。从常理看，一般的制度应包括法律制度、行政规定与规则、国际公约与国际惯例、社会习惯与习俗等。我国信用立法与社会信用制度的建设也好不例外地应包括这些内容。
本文认为，在信用立法方面，我们主要有两大类工作，即对现有的信用法律法规的修改和完善，以及建立相关信用新立法。
在修改与确立信用立法方面，本文认为应借鉴国际经验与遵从国际惯例，并考虑中国民情与历史沿革。主要的工作应围绕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建立界定数据开放范围的法律或法规，其中包括必须开放的数据源及其监督机构的责任，以及对于向公众提供不真实数据的惩罚，在强制性公开大部分征信数据源的同时，确定必须保密的部分，以及确定征信数据的经营方式。应向欧洲的“数据保护法案”、美国的“诚实租借法”、“公平信用报告法”、“公平债务催收作业发”和“平等信用机会法”等法案学习。
――建立与界定商账追收的法律与法规，其中应包括允许各级工商局开放商账追收类信用管理公司的注册，明确用法律或信用手段进行商账追收的程序与行为约定，对消费者个人及企业法人的追账手段约定。这方面应向美国的“债务催收操作法”学习。
――修改已有的部分授信机构的信用管理规则，如“担保法”、担保规则与实施细则、贷款通则、信贷管理规定等。注重平等授信、公平授信、合理授信，鼓励诚实守信。
信用立法的建设是信用管理体系最重要的问题，但不是马上就能解决的问题。信用立法工作，首先可以由上述有关的各大部委开始着手对各自所负责的领域进行相关信用法案的立法调研，然后由国务院专门机构负责组织与安排，进入立法程序。信用立法工作不能求快，但求稳健与适应中国国情，不能照搬欧美现有的立法条款，毕竟民风民俗差异很大。
目前，很多部委都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管理着相应的信用活动，并且出台了很多具体的与信用相关的管理规则与实施办法。这种自然形成的信用管理职能与分工，是在需求中应运而生的，是符合现代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状况的，应该保持并发扬下去。
但是，随着社会对信用的重视以及信用活动的迅速发展，要求全国的信用活动统一管理、规范一致，加强力度，协调发展。因此，仅仅保持这种分工就不能适应迅速发展的市场形势的需要。因此，本文建议，在现阶段，政府指定一个由国务院直接领导的机构，统一管理信用建设，负责全国信用管理的统筹安排、统一规划、全面协调。
二、正确定位政府在信用管理中的地位与作用
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下，政府发挥着积极的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作用。作为宏观调控主体，政府通过颁布法规、制定政策等方式实现对经济的指导；作为市场监管主体，政府行使广泛的监督职权，引导守信行为，惩戒失信行为，保障信用行为与活动的健康发展。
在社会信用体系中，政府的主要角色应在以下几个方面表现：
――组织与实施信用立法；
――日常执法与监管；
――制定并执行信用管理机构与从业人员的资格认定；
――推动专业征信机构及其数据库的建立与发展；
――推动与辅助失信惩罚机制有效运转；
――扶助与监管民间信用管理协会、行会及其它行业组织；
三、加大力度支持信用管理行业发展
重建我国信用体系，立法固然重要，但这是长期的任务，从中短期来看我们应该加快建设与发展我国信用管理行业。信用管理行业是在现代经济发展后进一步社会大分工下形成的，是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必要部分。与其他行业相比，该行业的主要分工职责是为各类经济主体的信用活动提供专业化、社会化的服务，促进整个社会信用活动高效、快速、规模发展，规范和约束微观经济主体的信用行为，以市场化的方式对不良信用行为给予惩罚。
健全的信用管理行业是健康的社会信用与信用活动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没有信用管理行业，就不会有统一规范的社会信用活动与行为，就不会有良好的社会信用秩序与环境。目前，在我国，最缺乏的就是一个形成体系与初具规模的信用管理行业。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正如此。要重视信用、发展信用，就要加快建设与发展我国信用管理行业。
首先，就是要发展各种各类的资信调查与评估公司。从征信发达国家的经验看，一个健全的信用管理行业包括了十几类企业。我们目前并不具备这样全面发展的条件。但是其中一些必备的和我们已经有一定基础的机构应尽快发展起来。资信调查与评估类公司在我国已有20年的发展历史，历经波折，已形成了一些国内比较知名的专业资信评估公司。
目前，从整体上看，该类企业的发展一直不很理想。本人认为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社会信用环境与信用意识不良，社会对资信评估的需求并不强烈；二是政府职能部门对该类企业的行政管理重视不足；三是该类企业自身发展存在一定问题。现在社会信用意识提高了，社会呼唤信用，政府职能部门应该抓住这个机会，整顿和大力发展资信评估企业。
加入WTO后，加快发展信用管理机构的迫切性就更突出了。因为，在公开、平等、透明等原则与精神的作用下，在国内广阔的征信服务市场需求的诱惑下，外国同行公司将逐步进入中国征信市场。对外开放的国民待遇可能使外国公司依仗其在资金、技术和经验的优势地位，垄断国内征信市场，届时发展仍不成熟的中资信用管理公司，特别是征信公司将面临巨大的生存挑战。
建议由上述政府指定的统一信用管理机构组织实施对现有的资信评估机构进行资格认证，保留并宣传那些已具备专业水平的资信评估企业，同时，允许社会各界根据规定开办资信评估机构，以此促进发展，鼓励竞争。获得认证的和新开办的资信评估公司应该联合起来，民主、自愿选举产生资信评估行业协会，形成行业管理章程与制度，向社会宣告行业内企业的责任与承诺。树立资信评估行业及其企业的公众形象，是非常必要的，市场需要这种信用宣言，市场更关心对评价他人信用状况的企业本身的信用状况与承诺。
其次，就是要加快建立和发展专业化的征信公司及其信用数据库。重建社会信用体系，最关键、也是我国最缺乏的就是专业化、规范化、初俱规模的征信公司及其数据库。信用数据库是经济主体各种各类社会信用活动的记录。这些记录是档案、是信息、是公告、是约束，是社会信用管理体系基础的基础。没有信用数据库，信用管理就无从谈起。本文认为这方面的工作应从两个方面着手：
一方面是“纵深发展”。目前，银行、海关、工商局、税务局、公安局等都有一定意义上和某种程度上的信用数据库。现在的问题是要使他们已具有的信用资料及管理更加专业化、规范化。对此应该由政府主管部门，在调研的基础上，会同各个部门的专家，制定并出台有关信用数据库规范化管理的指导意见，各个系统的主管部门再根据这个指导意见制定实施细则。
另一方面是“横向发展”。上述各类机构的信用数据库大多数都是在自己的经营或管理过程中形成的，是为自己服务的，在很大程度上都带有鲜明的行业色彩。这些信用数据库无论怎样专业化和发达，如果它们相互割裂，则都不能全面反映被记录人的综合信用水平。因此，有必要把这些信用数据库统一起来，面向社会。
本文认为，从目前的国情看，“纵深发展”是现阶段必须做也能够做的。这些工作做了既有利于本系统的信用活动与信用管理，又为国家信用管理体系的建设作出了贡献，而且还是职责范围内、份内的事。“横向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从长期看必须做，但目前还有一定难度，主要难在国家重视的程度、是否指定和成立主管机构以及该机构的协调能力。而且，以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信用需求水平，“横向发展”的矛盾尚不突出，市场尚未形成，暂不具备大力发展的条件，可以试点，总结经验，但不能拔苗助长。
最后，应开放民营的和外资经营的信用管理机构，允许其经营包括企业、消费者信用调查、应收账款管理（商账追收）和信用保险在内的信用管理业务，以满足我国企业和个人的信用管理需要，平衡发展我国信用管理行业，缩短我国信用管理行业与国际的差距。

吴晶妹 简介

吴晶妹  　　性别 女  　　职称 教授  　　教育背景 1986年7月 毕业于南开大学金融系 获经济学学士学位 　　1988年7月 毕业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研究生部 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2002年7月 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工作经历 1988年―2003年首都经贸大学金融系，教授，硕士生导师，货币信用理论教研室主任； 　　2003年至今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学术和社会兼职 中国市场学会信用工作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上海财经大学信用研究中心专家 　　北京国际金融学会常务理事 　　讲授课程 社会信用体系原理； 　　信用管理实务； 　　货币银行学；  　　教学成果和荣誉 2007年中国人民大学“十大教学标兵”； 　　2001年3月入选北京市新世纪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 　　1997-2002年入选北京社科规划办专家人才库； 　　2000年获校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优秀教材一等奖； 　　1997年被评为北京市优秀青年骨干教师，提前晋升工资。 　　科学研究方向 信用管理理论与实务；货币银行理论与实务

张维迎：重建诚信的艰难之路
经济学告诉我们，信任是产生交易的前提。但是前不久中国农业银行推出一项改进服务的措施却让人感到深深忧虑：为了提高取款的信任度，农行为储户提供验钞机。此前我们一直相信，从银行里出来的钱是最可信的，因为银行是在用政府的信用作担保。但是农行的事例说明，原来银行里面也会有假钞。　这件事已足以说明，中国社会信任危机已经严重到何种程度，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已经高到怎样的水平。如果这种局面不能加以改变，中国经济的发展将受到严重影响。   那么，中国社会一直是一个缺乏信任的社会吗？果真如此，为什么中国作为一个举世无双的统一大国的历史会持续2000多年？为什么会最早出现了纸币？为什么有闻名天下的山西票号？所有这一切，都以高度的社会信任为支撑，所以，中国社会历史上并不缺乏诚信。
鉴于此，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中国社会的信任何以被破坏？对于这个问题的梳理和回顾将直接关系到今后的道路。三大因素造成了今天的局面。首先是从100年前开始的对中华文化的全盘否定，传统的社会价值体系在这100年里几乎被彻底摧毁，每一个人在社会中都产生了价值迷失。第二是产权制度的缺失―――产权是信任的载体，无恒产者，无恒心，自然就不会有诚信。第三是政府行为的不确定性，由于社会对政府的约束不够，导致短期行为频繁发生。而享有太多自由处置权的政府在社会空间中的权力不断膨胀，使社会环境变得不可预测，又直接导致了社会信任的进一步下降。在当今的中国，由于社会对政府的约束不够，以及存在垄断和腐败现象，很有可能使诚信和监管之间的平衡无法达到，越监管越不信任，最终进入诚信的死角。这是十分危险的局面。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面临着重建社会信任的艰难道路。社会各界为此至少要在以下五个方面同心同力，以促成一个好的转变。首先，产权制度的形成：从政策到法律、从法律到社会预期、最终落实到文化上，产权制度最终的确立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第二，规范政府行为。第三，法律制度的建设，在某些方面，中国的法律条文是最健全的，为什么恰恰在这些领域，违法违规事件又是最多的呢？因为法律制度远非法律条文，需要整个社会由上到下的强力贯彻。第四，社会中介机构的发展和规范。第五，提高全民教育水平。从个体上说，一个人教育水平的提高并不一定能确保其更讲信用，但以社会整体论，教育水平的提高可以提升欺诈成本，从而提高社会信任。

张维迎简介

陕西吴堡人。1982年获西北大学经济系学士学位，1984年获硕士学位，1990年9月入牛津大学读书，1992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94年获博士学位。1994年参与成立了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历任副教授、教授。1997年应邀移师光华管理学院，1999年开始任副院长。现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1984年他的《以价格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一文，第一次提出并系统论证了双轨制价格改革的思路，是30年改革史最重要的文章之一。作为国内最早研究企业家的学者，他首次提出“学而优则商”的观点，指出造就企业家队伍的关键是所有制改革。他研究收入分配问题，首次提出“将市场机制引入工资决定”的改革建议。他在博士论文《企业的企业家?D?D契约理论》中论证了“资本雇佣劳动的问题”。他提出的“国有资本变债权，非国有资本变股权”的改革思路，引起强烈反响。2002年，他关于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以及如何做大、如何重建社会信任和企业信誉的阐述，引起人们空前的关注和讨论。2006年他发表了《理性思考中国改革》的长文，将有关改革的争论推向了一个高潮。近几年，他还致力于推动中国大学体制的改革、特别是商学院教育体制的改革。（资料来源：《中国经济周刊》提供）

 
任兴洲：建立信用体系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现代市场经济是建立在法制基础上的信用经济，高度发达的信用体系在防范金融风险、提高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实践，将为我国建立与完善社会信用体系提供有益的经验。 

任兴洲简介

任兴洲，女，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长。     学历     1982年 毕业于吉林大学经济系，获经济学学士学位；      1985年 毕业于吉林大学经济系，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1989年3月－1989年7月 北京外国语大学强化日语并结业。     工作经历     1972年参加工作；      1985年7月进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先后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      1992年4月－1993年8月，赴日本国一桥大学学习和研究，并承担了UNDP资助的《关于中日治理通货膨胀政策的比较研究》课题；      1995年2月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重要荣誉与社会兼职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现兼任中国商务部专家委员会特聘专家、中国市场学会副会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常务理事、中国商业经济学会理事、中国消费者协会理事、全国日本经济学会理事。     主要著作     《中国市场发展报告》，副主编，中国发展出版社，1994－2004年（每年一册）。      《商品分销网络－走向成功的金钥匙》，主编，中国商业出版社，1997年。      《中国价格改革透视》，合著，中国价格出版社，1988。      《中国市场化进程》、《中国批发市场的发展与统一市场的建立》、《中日流通业对外开放的比较研究》、《调整消费政策，应对买方市场》、《消费政策调控体系的建立与供求关系调整》等论文。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综合评价》合著，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      《中国商品市场》主编，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     主持的重要课题     世界银行资助课题《期货市场的组织与管理》，任主持人之一，1994?1995年。      世界银行资助课题《中国价格改革对价格总水平的影响分析》，课题主持人，1995-1996年。      国务院发展中心专题研究课题《住宅产业的成长分析及配套政策》，任课题主持人，1998年。      国务院清理整顿办公室重点课题《经济鉴证类中介机构规范管理的意见和建议》，课题主持人，2000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与相关政策研究》，课题主持人，2001年。      《中国物流业发展的前景与政策研究》，课题主持人。2001年。      《中国保税区物流发展的前景与对策研究》，课题主持人。2001年。      《中国会展经济发展的战略研究》课题主持人，2000?2001年。      《中国分销领域加入WTO应对措施研究》课题负责人，2000年。      商务部重点课题《中国商品市场发展规划纲要：2004-2010年》，课题主持人，2003年。      《中国市场形势动态分析》，（包括房地产市场、能源、重要原材料、乘用车市场、主要农产品市场等形势分析），课题主持人，2004年     主要研究领域     主要从事市场经济理论与政策、市场体系与市场规则的建立与完善、流通体制、价格等方面的理论、政策和体制改革、社会信用体系与制度、现代服务业发展与改革、消费结构与消费政策等方面的研究。

国际上信用管理的实践与经验 
发达国家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以美国为代表，一种以欧洲大陆国家为代表。 
美国是世界信用交易额最高的国家，其社会信用体系框架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1、相关法律体系的建立是信用行业健康发展的基础。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美国在原有信用管理法律、法规的基础上，进一步制定与信用管理相关的法律，经过不断完善，目前已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框架体系。 
2、信用中介服务机构在信用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美国有许多专门从事征信、信用评级、商账追收、信用管理等业务的信用中介服务机构，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因信用交易额的扩大而带来的更多的信用风险。 
3、市场主体较强的信用意识促进了信用体系的发展。美国信用交易十分普遍，缺乏信用记录或信用记录历史很差的企业很难在业界生存和发展，而信用记录差的个人在信用消费、求职等诸多方面都会受到很大制约。 
4、对信用行业有较好的管理。尽管政府在对信用行业管理中所起的作用比较有限，但美国的有关政府部门和法院仍然起到信用监督和执法的作用，其中联邦贸易委员会是对信用管理行业的主要监管部门，司法部、财政部货币监理局和联邦储备系统等在监管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美国信用管理协会、信用报告协会、美国收账协会等一些民间机构，在信用行业的自律管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法国、德国和比利时等一些欧洲国家的社会信用体系同美国存在一定差别，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信用信息服务机构是被作为中央银行的一个部门建立，而不是由私人部门发起设立。二是银行需要依法向信用信息局提供相关信用信息。三是中央银行承担主要的监管职能。 
由于所处发展阶段和各国国情的差异，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建立本国的信用制度过程中，同发达国家的经历并不完全一致。从一些主要发展中国家建立信用制度的实践看，有五个特点：一是信用行业的发展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和金融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二是中央银行在信用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三是信用中介服务机构主要包括信用信息局和资信评级公司两类。其中，资信评级公司的建立主要是为了增强资本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的透明性，促进其健康发展。信用信息局的建立更多地是为了提高金融系统的效率，防范金融风险。四是注重信用管理的法律体系建设，但信用立法仍不完善。目前各国都在推进有关信用管理的立法工作。五是对信用行业的管理一般都是依据一定的法律法规进行。 

对我国建立信用体系的启示 
从各国的经验看，建立社会信用体系主要涉及到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加快信用立法工作。完备的信用管理法律体系是信用行业健康规范发展的基础和必然要求。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信用立法工作是一个长期过程。从实践角度考虑，建议我国从两方面推进信用立法工作：一是应充分借鉴发达国家在信用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在此基础上以比较完备的行政管理规定的形式颁布，尽早为信用中介机构的发展奠定制度框架；二是抓紧研究、率先出台与信用行业直接相关的基本法，如可先出台《信用报告法》，对信用行业的管理定下基本的制度框架，以促进信用行业规范健康发展。 
（二）加快征信数据的开放与信用数据库的建立。各国的经验表明，征信数据的采集和使用首先是一个法律问题。我国在征信数据的开放与使用等方面尚无明确的法律规定，一方面是数据开放程度低，许多信息相对封闭和分散于各个部门和机构中，使信用信息缺乏透明度；另一方面，在涉及到消费者个人信息的采集和共享方面也没有相关的法律约束。根据一些国家的经验，对消费者个人信用信息的采集和公布应采取相对审慎的原则。因此建议这两个方面的立法都应尽快提上议程。同时，由于功能完善的信用数据库是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必备的基础设施，目前建议一方面要鼓励信用中介机构注重自身信用数据库建设，另一方面政府有关部门要建立行业或部门的数据库，待条件成熟时，可将自建数据库中的部分内容提供给信用中介机构或与信用中介机构共享，为我国信用行业的发展提供支持。 
（三）促进信用中介机构的建立与规范发展。以信用信息局的建立为例，在国际上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由私人部门发起设立，一种是作为中央银行的一个部门建立。目前我国的信用中介机构都是采取公司制的市场运营方式，但由于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市场需求不足，业务量相对较少，特别是政府对信用信息的利用程度低。由于竞争激烈，从制度上保障信用中介机构能够客观、公正、独立地运营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就信用中介机构的管理来看，根据我国行业发展现状和别国的经验，对于企业征信咨询类机构可以采取通过竞争的方式，使其业务逐步向有规模、有影响的征信公司集中；但是对于资信评级机构和个人信用信息征询机构，建议通过比较明确的进入退出机制的办法加以规范。
（四）政府应对信用行业进行相应的管理和监督。由于征信数据及其处理结果在某种程度上比较敏感，因此不论哪一国政府对此都要进行管理，但各国的监管框架有很大的区别。从国际上看，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以中央银行为监管主体，一类是以完善的法律法规为基础。从国际经验看，政府对信用行业的管理方式与该国信用管理法律体系的状况密切相关。法律法规越完善，政府的直接管理职能就相对弱化，信用行业的发展也比较规范；法律法规不健全，政府或中央银行的直接管理职能就更为重要一些，信用行业的发展状况更容易受政府行为的影响。我国信用行业的发展只有十几年的历史，由于相关的法律法规缺乏，因此，在加快立法进程的同时，还需要政府对该行业进行相应的管理和监督。当前，需要确立该行业的监管主体，改变长期以来我国的信用行业多头监管与无人监管并存的状况，而且单一监管主体的确立有助于信用管理法律法规的推出。